建中為何是第一志願？從日治殖民學校成為台灣頂尖學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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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莊德仁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以下簡稱建中）號稱百年名校。現今的社會大眾普遍認為，建國中學素有全臺高中「第一志願」之美名，此名與日治時期曾為臺北州立一中有關。然而，建中以「建國」為名，乃遲至二戰結束後方確定下來的。但既然校名已是「一中」，為何又改稱「建國」？要認識這段歷史須從日治時期細細說起。校友史明（本名施朝暉）在回憶錄中曾為母校日治時期的校名演變提供了簡要的描述：

北一中是在一八九九年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的名稱創立的，當時它主要是招收來自日本本國的日本人，並傳授他們「土語」，也就是臺灣的福佬話，學習三年以後，才分發到臺灣的公私立機關做行政人員。後來，總督府為了加強在臺日本人子弟的中等教育，臺灣總督府第四任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一八九八－一九○六在職），特別傾注總督府的財力與人力，自一九○七年開始，在原址設立了師資與設備俱全、近代式紅磚大樓的「臺灣總督府中學校」。等到一九二二年總督府修改「臺灣學制」以後，才再將該校改稱為「臺北州立臺北第一中學校」。

史明回憶，自己一九三二年從建成小學校畢業後，隨即考進「北一中」。他記得當時在臺日本人有二十五萬人，共有一千多名日籍學生報考「北一中」，最後錄取二百多人，他們多是日本籍官員或日本大企業家等的子弟；臺籍的應考生則超過百人，僅有九人考上。史明提到的「北一中」即是現在建中的前身，而文中提到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是日治初期專為教育日籍小學生的初等學校，為何小學會演變成中學？

一、「第四」如何躍昇成「第一」

日本政府依據馬關條約統領臺灣後，陸續將國內於一八八○年代所形成的現代教育制度引進殖民地臺灣。臺灣總督府第一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いさわしゅうじ）意識到，盡速讓臺灣人學習日語將有助於有效治理臺灣，希望能透過教育臺人習得日語，以加速日本化的完成。他從一八九五年七月起租用臺北芝山岩的廟地作為講授國語（日語）的場所，募集十餘名臺籍鄉紳子弟為第一批學生。經過三個月的教學實驗，部分臺籍學生已經可以使用日語作為日常會話語言，受到上述成果的鼓勵，他決定擴大實施。

一八九六年三月公布《臺灣總督府直轄諸學校官制》。為要培養日後國語（即日語）教育的教師資源而設置了「國語學校」，分為甲、乙、丙三種，甲種培育未來教師，乙種培育翻譯與官吏，丙種為附屬學校。臺灣總督府將國語學校設置在臺北城內，並分別在芝山岩、艋舺學海書院與大稻埕另設三所附屬學校，附屬學校以招收臺籍子弟為主，即後來的公學校；其設置的目的在於方便臺灣籍傳授國語的師資生實習教學之用。

另外，總督府於一八九六年五月以府令第4號發布全臺共設置十四處國語傳習所，以速成培養通曉國語的行政人員，其設立目的在於傳習國語以方便臺籍人士日常生活之用。學生分為兩科，甲科招收十五歲至三十歲學生，乙科則招收八歲至十五歲學生。由此可知，日治初期設置的國語傳習所與國語學校，皆是方便臺人學習日語的教育機關，國語傳習所是以教授臺人盡速習得日語的學校，國語學校主要在於訓練講習員以充任國語傳習所師資，其附屬學校亦肩負教學日語功能。

總督府日後也隨著政治與社會的需要，調整國語學校的設置。因應在臺日本人口的增加，需要解決隨之而來日人家眷在臺就學的教育問題，遂於一八九七年（明治三十年）創立國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主要招收日裔的小學生。一八九八年（明治三十一年）為安置在臺日籍中學生就學，增設五年制的「國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增設尋常中學科」，此為臺灣中等學校之先聲。校名之所以稱作「第四」，乃是為區隔上述三所早已在一八九六年成立、招收臺灣裔學生的國語學校，此正是建中校史的源頭。

《臺灣總督府報》是臺灣總督府官方發行的政府公報，載明總督府公布的律令與政策。根據《臺灣總督府報》第百七號，「國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創立於一八九七年（明治三十年）。故史明回憶錄中提到「北一中是在一八九九年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的名稱創立的」，時間應為誤記。

一八九八年七月二十八日配合日本本土改制頒布《臺灣公學校令》，擬將教育臺籍子弟的國語傳習所和國語學校附屬學校均陸續改制為公學校。同時又公布《臺灣總督府小學校官制》及《小學校令》，確立臺灣人就讀公學校，而日本人就讀的小學校的初等教育制度。臺灣總督府遂廢止第一附屬學校及第三附屬學校以改設公學校，另將第二附屬學校改稱第一附屬學校，第四附屬學校改稱為第二附屬學校。總督府又於一九○二年（明治三十五年）廢止第二附屬學校，改設為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中學部。隨著小學畢業人數增加，考量國語學校中學部生額暴增，遂擬將中學部獨立設校，一九○七年（明治四十年）成立臺灣總督府中學校，並於隔年將校地遷至今臺北市南海路五十六號現址，隨即興建哥德式拜占庭風格的紅磚建築，此為建中著名建築物——紅樓。

公學校的經費來源和傳習所不同，一開始傳習所的費用全由國庫支出，後為求能普及廣設，要求由地方民眾自行出資方得以申請設置；公學校的經費來源明定由地方街庄負擔相關教學經費。日治初期總督府設置臺灣人就讀的公學校，此初等教育的目的是為教導習得國語，未有設置讓臺人子弟可以繼續升學的教育機關，臺籍仕紳試圖努力改革此困境。一九一○年代，霧峰林家林烈堂、林獻堂等中部為主的士紳階級向總督府要求設置准許臺灣人就讀的中學校，在臺灣人願意自行出資的前提下，加上總督府急需臺籍人士出錢資助理蕃計畫的龐大開支，遂於一九一五年准允成立臺中中學校，唯臺籍學生在此中學校修業期限僅有四年，相較日籍學生就讀中學校的時間少一年，且日本中學校必修的法律與經濟學等課程，則改為選修，教授教材與內容都低於日本人就讀之中學校。顯見日治時期臺日籍住民在教育上的差別待遇。

第一次大戰結束後民族自決風潮盛行，日本政府亦受民主潮流影響，進入「大正民主」時期。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發布《臺灣教育令》，規定臺灣人可以就讀六年制公學校與四年制高等普通學校。後朝鮮爆發「三一獨立運動」，日本政府為緩和殖民地的反抗氣氛，加速實施以同化為內涵的「內地延長主義」。臺灣總督府於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頒布《新臺灣教育令》提出「內臺共學」方案，希望能取消臺灣人與日本人在教育上的差別待遇。在初等教育階段，修改了原先規定臺灣人就讀公學校，日本人就讀小學校的規定，改為不常用日語者就讀公學校，與常用日語者就讀小學校。

在中等教育階段則採取臺灣人與日本人同校共學的制度，不分臺籍日籍，規定中學校的修業年限一律為五年，並於各地設立多所中學。同年，四月一日開設「臺北州立臺北第二中學校」（即今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而臺北州最早成立的中等學校遂改名為「臺北州立臺北第一中學校」，此即建中在日治時期成為臺北一中的緣由。此時中學校雖說是臺灣人和日本人可以一起就學，不過仍可分成以日本人為主和以臺灣人為主的學校。以日本人為主的學校排名都在前面，如臺北一中與臺南一中，而臺北二中和臺南二中則是以臺灣人為主的學校，卻仍為日籍學生保留不少名額，導致臺籍學生想要繼續升學者需要跟大批日籍學生競爭，能出頭者猶如鳳毛麟角。

綜上所述，若從學校名稱的排名差異，日治時期的第一、第四、一中、二中之分，似乎僅是因為學校成立的時序前後所致，並未隱含價值判斷上的區分意義。親歷日治時期殖民教育的杜武志，則根據當時的歷史脈絡提出了不一樣的觀點。他認為建中之所以在日治時期從「國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增設尋常中學科」改名為「臺北州立臺北第一中學校」，實為統治者民族歧視心態下處心積慮的操弄結果。由於日治時期改名的學校眾多，或從其他改名的案例分析，更可發現改名背後統治者所懷抱的心態。他舉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於日治時期的歷史發展為例，其原為成立於一八九七年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女子分教場」，一九○二年（明治三十五年）改制為「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改制為「臺北州立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簡稱「第三高女」。相較於以招收日籍女學生為主的中學校，這一所以臺籍女學生為主的學校，其成立時間早七年之久。校名之所以從「第一」，改為「第二」又改為「第三」，主要是因統治者重視序列等第的價值意義與民族歧視心態，在壓迫下，將「第一」與「第二」的稱號「禮讓」給以招收日籍女學生為主但成立時間較晚的女學校。所以，理解「國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增設尋常中學科」改名為「臺北州立臺北第一中學校」的歷程，應回歸當時以日本人為主、以日籍生就讀為主的學校排名為優先之歷史脈絡，從統治者抱持著差別待遇的心態來思考，方可理解其如何用心良苦地透過種種理由與名目，將原本排名較前的三所學校加以取消或改制處理的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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