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錦／張謇，清代狀元，民國實業家

近代的張謇，由於發音的相似，可能被誤為是漢代的張騫。那個張騫，一生最大的貢獻是「通西域」，為後來「絲綢之路」的繁榮昌盛，奠定了基礎。而近代的張謇，是清朝的狀元，史稱他代「末代皇帝」溥儀起草《退位詔書》，結束了自秦帝國以來兩千多年的帝制，進入民國時代。而且，他洞燭世局演變，以「實業救國」為宗旨，領導中國走向工商業發展。雖然路途坎坷，並未完全達成其理想，但胡適稱他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

清咸豐三年（1853年），張謇在海門廳長樂鎮出生，排行第四。四歲起父親張彭年開始教他學習《千字文》。到五歲，張謇已經可以完整無誤地背誦，父親命他隨三個兄長入私塾讀書，至十歲時，張謇已讀完《三字經》、《百家姓》、《大學》、《中庸》、《論語》等蒙學的基本書籍。十二歲時父親自設家塾，延請塾師教授孩子。

同治七年（1868年），張謇準備考秀才，因為「戶籍」的問題，惹出一場官司，幸得當時的通州知州孫雲錦出面為他調解，得以解決。

同治十三年（1874年），孫雲錦調往江寧（今南京）發審局，邀請張謇擔任其幕僚同往。光緒二年（1876年）夏，由於發審局人事複雜，張謇覺得無法做事，於是應淮軍「慶字營」統領吳長慶邀請，前往浦口，參與慶軍機要。

光緒六年春，吳長慶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見，張謇隨同前往。同年冬，吳長慶奉命幫辦山東防務，張謇隨慶軍移駐登州黃縣。

光緒八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乘機派遣軍艦進抵仁川，吳長慶奉命督師支援朝鮮平亂，以阻止日本勢力擴張。張謇隨慶軍從海上奔赴漢城，為吳長慶起草《條陳朝鮮事宜疏》，並撰寫〈壬午事略〉、〈善後六策〉等政論文章，主張強硬政策，受到「清流」首領潘祖蔭、翁同龢等的賞識。

光緒十年，隨吳長慶奉調回國，駐防金州。不久吳長慶病故，張謇回鄉讀書，準備應試。

光緒十一年（1885年），張謇赴北京參加「順天鄉試」，錄取為「第二名」。但是從1885年到1894年，整整十年，張謇一次又一次參加「會試」，結果都是名落孫山。

光緒十三年，張謇隨孫雲錦赴開封府任職，協助治河救災，並擬訂《疏塞大綱》。光緒十四年（1888年）以後，又應聘先後主持贛榆選青書院、崇明瀛州書院、江寧文正書院和安慶經古書院。

光緒二十年（1894年），因為慈禧六十壽辰特設了恩科會試。張謇第五次進京應試，四月殿試得中一甲第一名狀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同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民族危機促使帝后兩黨矛盾激化。以翁同龢為首的「清流」擁戴光緒帝，好發主戰議論，其主要抨擊目標為「畏日如虎」的李鴻章，實際上都是藉以衝擊主和的后黨，企圖為虛有「親政」其名的光緒帝爭取若干實權。張謇由於歷史淵源和政見相近，很快就成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門」弟子中的決策人物，以主戰著稱，曾單獨上書參劾李鴻章。正在主戰、主和兩派鬥爭激烈之際，張謇因父喪循例回籍守制。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閏三月，張謇丁憂期滿，回京到翰林院銷假。此時正是帝后兩黨激戰方酣，維新派則爆發出強烈的政治熱情。張謇協助老師翁同龢，上了不少奏議，敦促朝廷調整政策，促進工商業發展。不久翁同龢卻被慈禧罷官。張謇聞訊到火車站泣淚送別。翁同龢的遭遇，使張謇目睹了官場的險惡。7月21日，張謇南歸，轉換志願，推行「實業救國」，首先是興辦紗廠。

光緒二十五年（1899）四月，擁有2.4萬紗錠的「大生紗廠」，開車生產，運營資金僅有數萬兩，甚至沒有資金購買棉花當原料。張謇情急之下以每月1.2分的高利向錢莊借貸。向股東告急，無人響應；而打算將廠房出租卻又遭到惡意殺價。在走投無路之際，張謇接受商董沈敬夫的建議，破釜沉舟，全面投產，用棉紗的收入來購買棉花，維持運轉。幸而隨後幾個月裡，棉紗的行情看好，紗廠的資金不斷擴展，不但使工廠得以正常生產，而且還略有盈餘。「大生紗廠」終於生存了下來。

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後，劉坤一、張之洞倡導「東南互保」，張謇是暗中牽線人之一。

光緒二十七年，在兩江總督劉坤一的支持下，張謇在呂泗、海門交界處圍墾沿海荒灘，建成了紗廠的原棉基地──擁有十多萬畝耕地的「通海墾牧公司」。隨著資本的不斷積累，張謇又在唐家閘創辦了廣生油廠、復新麵粉廠、資生冶廠等，逐漸形成「唐閘鎮工業區」。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五月，張謇應邀參觀日本第五次國內「勸業博覽會」，詳盡考察了日本的實業和教育，他對明治維新的效果讚嘆有加。

光緒三十二年，與湯壽潛、鄭孝胥等發起成立了「預備立憲公會」。

光緒三十三年，張謇又在崇明久隆鎮創辦大生二廠，資本100萬兩，紗錠2.6萬枚。

宣統元年（1909年）10月14日，張謇被公推為江蘇諮議局議長，隨即開始醞釀奏請朝廷速開國會。兩個月後，在張謇的倡導下，一個由十六省代表組成的「國會請願團」向北京進發，發起「國會請願活動」。清廷先勸慰了一番之後，以籌備尚不充分為由，駁回請求。同年，張謇創辦了南通電燈廠，南通市區開始用電燈照明。

宣統三年，任中央教育會長，江蘇議會臨時議會長，江蘇兩淮鹽業總理。

民國元年（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有謂由張謇起草了《退位詔書》；隨後在南京政府成立後，任實業總長；同年，改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總長。

民國二年（1913年），建立大聰電話公司，創辦南通城鄉郵政和電話業務。同年，張謇派人去英國考察相關企業，電廠是考察的重點。張謇從西方紡織企業的現狀，看到大生紗廠的不足，特別是動力供給上的落後，決計以電力替代蒸汽動力。

民國三年，兼任全國水利局總裁。次年，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時，張謇憤然辭職，在袁世凱復辟稱帝之前，徹底與袁世凱斬斷了聯繫。

民國五年，張謇建立第一所民辦氣象台。

民國七年10月23日，與熊希齡、蔡元培等人發起組織了「和平期成會」。

民國十一年（1922年），北京、上海報紙舉辦民意測驗，張謇以最高票當選為民眾「最敬仰之人物」。同年，棉紡織業危機，導致他的事業全面崩盤。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沒有為他提供幫助。而日本在上世紀二○年代初也發生過一次經濟恐慌，日本政府採取了大規模的緊急救濟措施，為各行業提供經濟貸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業、商業銀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擺脫了困境。有了日本政府的支持，在隨後的中日紗廠競爭中，迅速拖垮了大生。

民國十五年（1926年）8月24日，張謇在南通病逝，享年七十三歲。

張謇一生創辦了一百多家企業，為中國近代工業的興起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甲午戰爭後，張謇棄政從商，他鮮明地提出了「實業救國」的主張，他從籌辦南通大生紗廠始，陸續興辦了數十個企業，堪稱中國近代第一位實業家。

當然，在發展工業的同時，他並未忽視發展商業。為了振興工商業，他主張政府應建立保護獎勵機制。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張謇將培養人才、開辦學堂作為發展工商業的前提條件。他認為，開辦學堂，引進西學，培養和使用各類專業人才是強國之本。為振興實業而培養人才，為培育人才而興辦學校，為辦學校而興紡廠，張謇順著這個思路，走上了「狀元辦廠興學」的道路。

張謇「振興實業」是為了對抗設在中國的外國資本主義企業。他興辦實業，也是為了「養民」。為了減少帝國主義經濟控制，建立獨立的民族經濟，張謇在大生紗廠賺得豐厚利潤之後，從光緒二十五年到宣統三年（1899年—1911年），以通州為基地，以棉紡業為中心，又興辦了一系列輔助企業，共三十四個，總投資九百多萬元。張謇的實業，形成了一個相當完整的經濟體系，具有強烈的民族性，中國的麵粉、玻璃等產業從此開始起步。為了「養民」，在蘇北沿海各縣，張謇還先後創辦了二十個鹽墾公司，資本估計達到1600多萬元，圍地413萬多畝，已墾地98萬畝，年產棉11.6萬餘擔。工農業加在一起，形成一個龐大的大生資本集團，資產總額大約3300多萬元。大生系統在全盛的時候，人稱「南通是中國著名的實業模範區，張謇也是中國第一個實業大王」。

在辛亥革命之前，張謇一直是帝黨成員，主張君主立憲，並為立憲開展了積極的活動。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乘清朝被八國聯軍戰敗而欲求改革之機，張謇向朝廷遞交了他一生中一份非常重要的奏章──《變法平議》書。在此書中他提出了四十二條改革方略，其第一條就是「置議政院」，又推薦了日本議會的運作。《變法平議》是中國進行地方自治的宣言書，不啻是一聲春雷，震撼大地。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日俄戰爭，張謇認為，「日俄之勝負，立憲、專制之勝負也」。

宣統元年（1909年）九月，張謇籌辦成立了江蘇諮議局，此後，各地諮議局陸續成立。在他的倡導下，各地諮議局力爭立法權力，於宣統二年（1910年）連續三次在京發起早開國會的請願活動。

辛亥革命後，張謇迅速地轉向共和，但並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儘早結束動盪，維護市場穩定。他務實的政治選擇就是支持擁有軍權的實力派人物袁世凱。宣統三年（1911年）11月6日，他致電奉命進攻武昌的袁世凱，勸他尊重大多數人「趨於共和」的現實，趕緊前往北京，儘快與南方達成協議，確立共和政體。

民國元年（1912年）1月6日，張謇與袁世凱的代表張紹曾在南京會晤。1月10日，他打電報給袁世凱，解釋設立臨時政府是為了穩定南方形勢而不得已為之。他還暗示讓段祺瑞等向清廷請願逼宮。這一建議，正合袁的心意。同年，張謇出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總長。但不久袁世凱便下令解散國會，復辟之心初露端倪。張謇曾經勸阻袁世凱，表示解散國會將會誘發新的動亂。

張謇了解人才對國家的重要性，而人才出自教育，一生創辦了三百多所學校，為中國近代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歷史性貢獻。譬如，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張謇與馬相伯在吳淞創辦了復旦公學（今復旦大學前身）。以及師範專科、海事專科、陶瓷專科、醫藥專科等等眾多學校。他認為「苟欲興工，必先興學」、「實業所到，即教育所到」。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張謇創辦了南通歷史上第一張報紙──《星報》，主要是反映立憲運動和地方自治的情況，在表達南通士紳觀點同時宣洩知識分子對官場陳腐的憤懣。宣統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後，時局劇變，《星報》於民國元年一月停刊。但以《星報》為開端，張氏家族相繼創辦了《通報》、《新通報》、《南通新報》、《南通報》，開一代報業的先河。起到了啟迪民智、維護民權和鍛造國家意識的重要作用。

民國元年（1912年）十月，張謇為最大股東，連同史量才等人購得了《申報》的產權。史量才任經理，開始了他的辦報生涯。不僅如此，在經營理念方面史量才也受到了包括張謇在內的實業救國的深刻影響。《申報》在短期內飛速發展，1912年《申報》僅僅發行七千份，到1917年飆升至二萬份，1925年就突破了十萬份，1932年達到了空前的十五萬份。

張謇逝後，各方對其生前行誼和貢獻一致好評。《通海新報》（1926年8月25日），謂張謇「其盡瘁地方自治事業，維護東南安寧，嘉惠通邑人士及蘇省各縣者，實足令人銘感」。

時任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和江蘇省省長陳陶遺聯名電文：「碩學巍名，文孚特望。甲午而後，力圖自強，孜孜以提倡實業、教育為職志……實足上裨國家，下益社會。」

民國政府《大總統令》：「前農商總長張謇，耆年碩德，體國忠誠，位望崇隆，邦人所重。」

胡適：「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他獨力開闢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於全國。終於因為他開闢的路子太多，擔負的事業過於偉大，他不能不抱著許多未完的志願而死。」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勇：「在歷史大轉型時代，張謇是一個有力量有辦法溝通朝野的人物。歷史的鉅變一定有英雄偉人登高一呼，張謇就是近代中國大轉型時代的代表人物。」

（本文曾參考孟祥夫、張晨怡、虞和平的報導與評述。）

末代皇帝退位，

張謇代擬詔書？

張作錦

1912年2月12日，清廷隆裕太后攜小皇帝溥儀，在養心殿召開了最後一次御前會議。隆裕神態黯然地宣讀了《宣統皇帝退位詔書》。中國歷史上的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大清帝國，就這樣走完了它的路。而《退位詔書》的頒布，也標誌著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終結。

這篇詔書，雖則只有三百多字，卻寫得文情並茂，辭藻典雅：「九夏鼎沸，生靈塗炭……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余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閑，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洽之告成，豈不懿歟。」當時小皇帝溥儀只有五歲，而隆裕太后亦是不諳世事之人，他們都難以寫出這樣的文章。那麼，這一歷史性文件的起草人究竟是誰？

詔書頒布不久，上海《申報》即報導說：「此次宣布共和清諭，係由前清學部次官張元奇擬稿，由徐世昌刪訂潤色。」但是，徐世昌不願承擔「逼宮」之名，根本不肯插手《退位詔書》。又據辛亥革命元老胡漢民記述：「清帝溥儀退位之宣言，由張謇起草，交唐紹儀電京使發之。」因設計五色旗有「民國產婆」之稱的趙鳳昌，他的兒子趙尊嶽在其宅中所見張謇擬稿說得更具體，「就其案頭八行橫箋，不具首尾，書數百字，文甚樸雅」。可見，《退位詔書》由張謇所作應為事實。但張謇幕僚眾多，詔書究竟是出自他之手，還是由人代筆，亦不可完全肯定。